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技术不能拯救世界

　　但很难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盖茨的言论往往与新一代技术统治论的亿万富翁们格格不入。他是第一个想象电脑计算可能渗入日常生活的人，当年微软的使命就是让每张办公桌上和每个家庭里都有一台个人电脑(PC)。但当别人津津乐道互联网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时，他却不抱任何幻想，认为互联网对改善世界穷人的生活不会起到太大帮助。

　　他说：“创新是件好事。人类的生存条件正因创新而不断改善，暂且不提生物恐怖主义和几个脚注”但是，尽管“科技是神奇的，但它根本不能按照我们设定的时间表却造福最需要帮助的人们。”

　　盖茨说，他曾向《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提出这个观点，当时弗里德曼正在著述《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2005年出版的这本书，最终成为一部突显历史仿佛就要终结的乐观情绪的著作。这种乐观情绪是伴随中国和印度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而这种转变正是在互联网革命的帮助下实现的。盖茨说，“好吧，可以去看看印孚瑟斯(Infosys)在班加罗尔的商业中心，但不妨观察得到位一点，到距那些中心3英里外的地方去看看那些生活在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环境中的人们。”“世界不是平的，在人类需求阶梯上，PC排不到前5位。”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盖茨将自己的财富以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慈善事业。其他亿万富翁或许几乎把行善当作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但对盖茨来说，这是一种道德需要。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决定投身于防止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或提高美国教育水平这样的事业，是因为在道德层面经过了仔细的考虑。

　　他援引对冲基金经理保罗·辛格(Paul Singer)曾提出，为什么会有人捐钱给某个博物馆兴建新的侧厅，而不是把钱花在预防可能导致失明的疾病上。“从道德层面说，这样的举动就等同于我们把1%的博物馆参观者变成盲人。”他说，“就因为博物馆有了新的侧厅，他们就愿意冒这个风险吗?嗯，也许这个变成盲人的构想野蛮了一点。”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为慈善事业大开支票的盖茨，现在和其他人物相比很可能拥有影响更多人生活与健康的威力。1997年，他与妻子共同设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5年前他从微软的全职岗位上退下来后，一直致力于该基金会的工作。如今，该基金会每年支出近40亿美元。很大一部分资金被用于在发展中国家抗击疟疾或资助接种疫苗预防传染病，以求改善健康状况、摆脱贫困。这一数字接近2012年美国政府全球健康倡议支出的一半。

　　在许多方面，盖茨都堪称成功高科技创业家的典型代表——他是充满激情的电脑狂，几乎单凭远见和锲而不舍就缔造了一个产业。但是，对于一代曾效仿盖茨的、有抱负的技术梦想家来说，尽管盖茨的偶像地位仍不可动摇，但他的职业生涯轨迹已经光环褪去，包括连环创业家彼得·迪曼蒂斯(Peter Diamandis)也这样看待盖茨，迪曼蒂斯曾创立X Prize，该组织在1996年设立了一项1000万美元的大奖，拟颁给首家开发出亚轨道太空火箭的私营机构。迪曼蒂斯喜欢宏大的构想，他的最新创意涉及从近地小行星上开采矿物。

　　迪曼蒂斯认为，致力于减轻穷苦人群苦难的盖茨基金会，有点像20世纪早期“强盗大亨”的那种慈善，像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人的作为，他们建立并利用垄断企业来发迹，然后在晚年将向崇高的事业大笔挥豪。他说，与之不同，最新一波技术梦想家致力于缔造能够改变世界的全新产业。

　　实力达到顶峰时的微软，曾试图利用其在PC领域的垄断地位，在计算行业赚取最大化的利润，这种做法使得竞争对手和初创企业对其又恨又怕。如今，随着PC产业日渐衰落、微软的领导地位和发展方向受到质疑，尽管微软仍是市值仅次于苹果和谷歌后的第三大的科技公司，硅谷人士在谈到微软时流露出的则是近乎不屑的语气。

　　盖茨不愿回答有关微软的问题。不过他说，与一直以来外界的猜测相反，他无意像当年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回去重振苹果那样再度执掌微软。他还承认，目前他花在微软身上的时间远多于预期水平，他离开时确认的是每周一天。盖茨仍是微软董事长，他参与物色接替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出任首席执行官的人选，他说他仍与公司的某些产品小组定期开会，并预计会在下一任掌门人获得任命后，投入相当的时间与其合作。

　　同时盖茨还对迪曼蒂斯有关缔造新产业比捐钱搞慈善更有益于世界的观点给出了尖锐的反驳：“一个产业只有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时，才是有价值的。不存在，至少在我心中不存在“我们需要新产业”的概念，我们需要的是孩子健康成长、人们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要让世界根除小儿麻痹症这样的灾祸，光有金钱是不够的，虽然雄厚的资金必然是有益的。我们还需要深远的思考、组织技巧、以及用新理念来对付老问题的能力。这些也恰恰是用来创建一家成功高科技企业的要素。但这一次，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不得不让位于一个世人不太熟悉的人物：外交家的比尔·盖茨。

　　当盖茨基金会在5年前决定优先努力根除小儿麻痹症时，全球范围抗击这种疾病的努力正举步维艰。在世纪之交前后，当时已经进展10多年的项目在现实面前非常无力，那些仍存在小儿麻痹症病例的国家里，疫苗接种的覆盖尚未达到能根除疾病的水平。这些致力于该运动的组织，比如长期领导这一努力的商业团体“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似乎有点天真地认为一切都在正轨上，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盖茨说，“有人认为一切照常就会达到目标，但这不会成功，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想法。干脆放弃也许比一切照常更好，但那将是非常可怕的。”

　　盖茨似乎最喜欢挑战“一切照常”，他经常为此展开更为深远的思考。同样的动力促使他反思人们熟悉的慈善做法，并最终决定把自己的大量财富花在为重大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一紧迫任务上，而不是进行小打小闹的捐赠、到头来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尽管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和制药业大佬亨利·惠康爵士(Sir Henry Wellcome)创立的基金会，在其创始人去世几十年后仍位居世界上少数财力极为雄厚的基金会之列。盖茨基金会则计划在盖茨夫妇去世后的20年内捐出所有资金，然后进入清盘程序。